酈道元的實地考察與《水經注》的撰作-中國僑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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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酈道元的實地考察與《水經注》的撰作

              2022年06月06日 10:07   來源:光明日報   參與互動參與互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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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酈道元的實地考察與《水經注》的撰作

                我國古代歷來有重視記載河湖水道的傳統,從先秦時期成書的《山海經》《尚書》到漢代的《史記》《漢書》等典籍,都保留了大量相關信息。東漢以后則有多部以《水經》為名的著作問世,其中有一部三國時期成書的《水經》,記述了全國137條主要河流的情況。北魏時期的酈道元嫌其簡略,乃以其為綱,增廣河流水系至2596條,撰成《水經注》四十卷,字數也超過原文20倍以上,酈道元被后世贊譽為杰出的地理學家。

                如何撰注《水經》?依照酈氏自序,是對諸條水系“脈其枝流之吐納,診其沿路之所躔,訪瀆搜渠,緝而綴之?!督洝酚锌?謬)誤者,考以附正。文所不載,非《經》水常源者,不在記注之限?!蓖ㄟ^網羅爬梳大量前人文獻、碑刻銘文、公文書信,甚至神話傳說和風土人情等材料,“因水以證地,即地以存古”(清人王先謙語)。注文所引很多材料后世已經亡佚,賴《水經注》得以部分保存。

                清人沈德潛說:“余少時讀《水經注》,服其真能讀萬卷書,行盡天下山水路”,《四庫提要》則說“塞外群流,江南諸派,道元足跡,皆所未經?!悴幻飧綍藻e,……傳聞失實”。譚其驤先生說:“古今有許多學者認為,全部《水經注》除一些注明引自前人著作的詞句外,便都是酈道元根據他自己的調查、考察、研究所得寫下來的,這是極大的誤解”,因為酈道元一生游歷所及,無法涉及南朝疆土,就是北魏境內,也是很有限的幾處。酈道元自述“少無尋山之趣,長違問津之性”,治學方法是“默室求深,閉舟問遠”,“可見他決不是一個大旅行家,更不可能是一個從事大范圍實地考察的工作者?!碑a生分歧的一個重要原因,緣于酈道元提及“訪瀆搜渠”。僅以字面意思容易理解為酈氏十分注重實地考察,譚先生提醒,結合上下文便可明白,“原來他是根據‘前文’即前人作品所載水道源流和兩岸經歷,一瀆一渠地緝綴下來的?!皇歉鶕约旱挠H見親聞所記下來的那一小部分?!睂嵉乜疾煸凇端涀ⅰ返某蓵^程中是否起到關鍵作用,已經成為定論。

                盡管如此,倘若將酈道元的“親見親聞”,即其游歷考察所得與《水經注》成書分別討論,似乎仍有新的收獲。按酈道元一生,因私因公多次游歷,行蹤涉及北魏境內多地。酈氏祖籍在今河北保定涿州市,《水經注》對這一帶的描述極為詳細,便可能與他童年的記憶有關。道元少時,跟隨父親酈范長期遷居青州(治今山東青州市),熟悉青州一帶地物,如《水經注》卷二六記述熏冶泉水源頭一帶景色優美,實為“嬉游之處”,“余總角之年,侍節東州,至若炎夏火流,閑居倦想,提琴命友,嬉娛永日。桂筍尋波,輕林委浪,琴歌既洽,歡情亦暢,是焉棲寄,實可憑衿?!庇钟小?石井)水北流注井,井際廣城東側,三面積石,高深一匹有余。長津激浪,瀑布而下,澎赑之音,驚川聒谷,漰渀之勢,狀同洪井,北流入陽水。余生長東齊,極游其下,于中闊絕,乃積綿載?!钡涝赡觌S父到北魏都城平城(治今山西大同市)中央政府任職,數年后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。身為京官,有多次隨同皇帝巡行的機遇,如“余以太和十八年(494年)從高祖北巡,屆于陰山之講武臺。臺之東有《高祖講武碑》,碑文是中書郎高聰之辭也。自臺西出,南上山。山無樹木,惟童阜耳……”,不僅詳細記載孝文帝巡幸陰山講武臺一事,還將講武臺周邊的地理風貌一并保存下來。酈道元后又外任冀州鎮東府長史、魯陽郡太守及東荊州刺史等職,得以因公前往北魏多地?!端涀ⅰ肪矶澹骸坝辔粢蚬?,沿歷徐、沇,路逕洙、泗,因令尋其源流”,卷三十二也說:“余往因公至于淮津,舟車所屆,次于決水,訪其民宰,與古名全違。脈水尋經,方知決口?!?通過實地踏察發現與典籍記載間的抵牾,進而做出合理辨析。引述他人著作時,也留意該作者是否親睹該水。仕宦途中,他甚至還有機會再返青州故地,重游石井水,“后因王事,復出海岱。郭金紫惠同石井,賦詩言意。彌日嬉娛,尤慰羈心,但恨此水時有通塞耳?!?/p>

                早酈道元約六百年的太史公司馬遷,其游歷考察與撰著《史記》,與酈道元有異曲同工之處。無論是太史公自述,還是后人對《史記》的評價,幾乎都對其游歷給予充分重視?!短饭孕颉罚骸岸嫌谓?,上會稽,探禹穴,窺九疑,浮于沅湘;北涉汶泗,講業齊魯之都,觀孔子之遺風,鄉射鄒嶧;厄困鄱、薛、彭城,過梁、楚以歸?!庇螝v途中,往往帶著明確的考察任務,《樊酈滕灌列傳》:“吾適豐沛,問其遺老,觀故蕭、曹、樊噲、滕公之家,及其素,異哉所聞!”《魏世家》:“吾適故大梁之墟,墟中人曰:‘秦之破梁,引河溝而灌大梁,三月城壞,王請降,遂滅魏?!f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,國削弱至於亡,余以為不然?!庇螝v所獲是《史記》重要的資料來源。早年的游歷,仕宦生涯中的奉公出行,跟隨帝王巡游以及為“成一家之言”進行的實地探訪,司馬遷酈道元都有極為相似的考察經歷。對于難以親往的異域藩邦,二人竟然也都要尋覓良機采訪蕃使,力圖獲取更為直接的信息。

                同樣的游歷活動,為何后世會出現差異如此之大的評價?問題應該出在著作的性質上,即《史記》是一部開創性的史書,《水經注》則是一部公認的地理書(酈氏卻不一定認可)。既是地理之書,勢必會考量是否充分開展實地考察。不過,依照當時的科技條件以及學術發展的進程來看,這些都不容易實現,《水經注》的成書,只能通過大量的文獻搜集整理,查驗比勘來完成。在不具備現代交通條件的情況下,古人的游歷考察不得不依靠人力及有限的輔助動力來完成,日常起居、后勤保障也是大問題,考察范圍勢必受到極大限制。即便擁有現代科技條件支持的今天,要在大半個中國這樣巨大的地域空間內進行實地考察,其范圍與內容的完成度依然不會太高。從學術史發展的角度來看,在明末清初反對空談,提倡“經世致用”的思潮影響下,方才涌現出一批如徐霞客、王士性及梁份等學者走出書齋,轉以野外踏察為重心,以實地調查獲得的第一手材料完成具現代地理學雛形的地理之書。

                綜上,將酈道元的游歷考察與《水經注》的成書手段單獨討論,是較為穩妥合理的做法,能分別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論斷。清代學者王先謙研究《水經注》三十年,生平足跡所至,必隨身攜帶此書,不斷通過實地考察來核驗書中所記,計劃通過繪制地圖,參考其他史志及清代政區來為注作疏。清末民初的楊守敬、熊會貞師徒二人歷數十年完成《水經注疏》及《水經注圖》,賡續了酈道元開創的學術事業。今人研究《水經注》,文獻考證與實地考察必然并重,然則酈道元在他那個時代已經做到了他應該做的,沈德潛以“天地間不可無一,不容有二”評價《水經注》,也是對酈道元學術生涯的肯定。

              【責任編輯:王琴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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